2014年2月23日，索契冬奥会最后一天，俄罗斯人特意将赛会最后一个项目——越野滑雪男子50公里集体出发的颁奖仪式设在了闭幕式现场。亚历山大·列赫科夫（Alexsander Legkov)站在最高领奖台上。凭借这枚金牌，俄罗斯以13金11银9铜的成绩傲视群雄。
索契冬奥会越野滑雪男子50公里金牌获得者亚历山大·列赫科夫（左五）在颁奖仪式上
然而，5月12日，莫斯科反实验室前负责人罗德钦科(Grigory Rodchenkov)接受《》的采访，称索契冬奥会存在系统性的舞弊，涉案运动员包括亚历山大·列赫科夫等数名金牌获得者。索契，究竟是神话，还是谎言？
莫斯科实验室是俄罗斯境内唯一一家通过世界反机构认证的实验室。罗德钦科说，2014年1月21日，冬奥会开幕前两周，他刚刚到达索契开始奥运会实验室的工作。当天，他收到一张表格。表格上填有一些运动员姓名以及他们的竞赛日程。罗德钦科得到指示，一旦这些选手获得奖牌，他一定要采取行动。
在国际大型比赛中，运动员被要求在赛后提交尿样。尿样会分装在两个瓶子里。A瓶马上进行仔细的检测，B瓶则进入长至十年的封存程序，以备日后复检。
问题的重点是如何将瓶子里的尿样调换出来。装盛尿样的玻璃瓶子是方形的，直径大约5厘米、高约13厘米，每只价值15美元，由成立于1865年的瑞士家族企业贝林格公司生产每只瓶子的瓶盖上有独一无二的七个数字组成的编码。瓶盖拧上时，带齿的金属环会“永久性”的死死将它和瓶身锁在一起。实验室打开瓶子的唯一方法是使用贝林格公司出售的价值2000美元的特殊机器。它能够将瓶盖拦腰切断——这样一来，人们也就知道，这些尿样被动过了。
根据罗德钦科的说法，2013年秋天，一个神秘男人开始不断到访莫斯科实验室。他向罗德钦科索要了数百个尿样瓶。就在索契奥运会开幕前的几周，神秘人又出现，他向罗德钦科出示了一只原本密封的尿样瓶——它已经被打开了。印有独特编码的瓶盖完好无缺。“我第一次看到瓶子被打开时，我简直无法相信我的眼睛。我曾经真心相信它是无法攻破的。”
理论上，送到实验室的尿样是匿名的。罗德钦科说，每天晚上，体育部官员会给他一张新的运动员名单，名单上标注了尿样瓶的七位数编码。为了让罗德钦科找到对应尿样，这些运动员在采集尿样时记下了瓶盖上的编码，并将它发给了体育官员。
俄罗斯反实验室装盛尿样的玻璃瓶子，每个帽印都有一个唯一的编号相匹配
一般在午夜，罗德钦科会收到“尿样已准备好”的信号。他脱下他的实验室外套，换上一件俄罗斯国家队的运动衫，离开他位于四楼的办公室。在确认无人看见的情况下，他溜到一楼的124房间。这里原本是一间储藏室。房间唯一的窗子已经被胶带严严实实地封起来了。他挪开靠墙摆放的一只仿木橱柜，露出墙壁上一只巴掌大小的洞口。通过那儿，尿样瓶神不知鬼不觉地离开了实验室。
罗德钦科说， 尿样瓶会被带到附近的一栋楼里。一般在两小时后，墙壁那边的人会把瓶子送回来。瓶盖已经“魔法般的”被取了下来。同时送来的还有清洁的尿样。这些尿样是运动员几个月前提供的。它们装在苏打水瓶子、婴儿奶粉配方瓶等各种各样的容器里。
罗德钦科和一名同事将含有禁药的尿样倒在124房间旁边的厕所里。他们清洗瓶子，用滤纸擦干，再灌上清洁尿液。有时，他们会喝点茶、抽支烟小憩一下，在一盏微光的照耀下一直工作到黎明。
罗德钦科称，比赛结束时，有将近100份样本被调换，并不是名单上的所有运动员都获得了奖牌。整个俄罗斯女子冰球队都使用了违禁药物。
罗德钦科指控的最惊人之处在于，他坚称，负责打开瓶盖的神秘人物是在为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工作。
罗德钦科是在美国洛杉矶发布这些消息的。他称，2015年底，俄罗斯田径兴奋丑闻发酵后，俄罗斯官方逼迫他辞职。出于对安全的担忧，他在美国电影人、纪录片导演布莱恩·弗格尔（Bryan Fogel)的帮助下逃往洛杉矶。他和布莱恩·弗格尔2014年在索契相识。罗德钦科为自证“清白”做好了准备。在他的证词被公之于众后，罗德钦科向国际反机构和国际奥委会发出了一封公开信，要求他们对索契冬奥会俄罗斯运动员的B瓶尿样进行仔细的检测。他称，尽管无法从这些替换尿样中找到类固醇药物，但他有办法验证自己的话：由于运动员的饮食变化，他们不同时期采集的尿样的成分比例会有差异。当初，为了可以使替换尿样符合原始尿样的化学指标，不留下破绽，他在新尿样中添加了盐或者水。部分尿样中可能能够检测出这些餐桌盐的成分。而且，当人们打开那些尿样瓶时，他们会在瓶子的颈部金属环所处的位置留下划痕。
我打通德国独立调查记者哈约·赛佩尔特（Hajo Seppelt）的电话时，他正忙得不可开交。不断有新的电话来打断我们的交谈。赛佩尔特是一个“24小时工作者”。在过去一年半时间里，他推出了三部纪录片曝光体坛的黑幕。2014年12月3日，德国ARD电视台播放了其中的第一部：《禁药密档：俄罗斯如何制造出它的冠军们》。这部55分钟长的片子激起轩然，促使世界反机构对对俄罗斯进行了长达一年的独立调查。国际田径联合会在2015年11月作出决议，对涉嫌“系统性”使用的俄罗斯田协实行全面“禁赛”。而当时，担任莫斯科反负责人的罗德钦科正是调查的核心问题人物之一。
哈约·赛佩尔特告诉我，2014年春天，一位熟悉世界反机构的体育官员告诉他，他应该和俄罗斯田径运动员尤莉娅·斯捷潘诺娃（Yuliya Stenphanov)联系。她的丈夫维塔利·斯捷潘诺夫(Vitaly Stephanov)2008年至2011年在俄罗斯反机构工作，曾经是一名检测官员，还担任过该机构教育部门负责人、特别项目部门负责人以及总干事顾问等职务。从2010年开始，斯捷潘诺夫向世界反机构发送了超过200封邮件，指控俄罗斯存在严重的滥用问题，但是世界反机构并未对此作出反应。
哈约·赛佩尔特告诉我，最初，他只是想写一则报道，但是得到的信息远远超出了他的想像。“我在8年前就听说一些国家存在广泛的使用的现象。那时候，我需要完全依靠自己去发现证据。但是这一次，斯捷潘诺夫夫妇带来了证据，他们掌握了大量的录音、录像。”
尤莉娅是一名女子800米运动员。早在2006年，俄罗斯田径联合会教练莫科涅夫（Mokhnev）就向她提供注射剂等药物。随着她进入俄罗斯国家队的核心圈子，俄罗斯田径协会教练梅尔尼科夫（Melnikov）直接将她绍给了俄罗斯田径协会首席医学官员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博图加洛夫（Dr. Sergey Nikolaevich Portugalov）。而后者根据运动员各自的情况，为她们定制补剂和类药物。在接受“治疗”后，尤莉娅如果在比赛中获得金牌，需要上缴5万卢布，银牌3万卢布，铜牌则是2万卢布。此外，她需要从每个赛季的奖金和商业活动收入中抽取5%上缴。
2013年2月，尤莉娅没能躲过因“生物护照”的检测遭遇两年禁赛。从那以后，她开始有意识地收集证据。这种取证活动一直持续到纪录片发布的前一个月。
2014年11月，斯捷潘诺娃和俄罗斯国家田径队资深教练卡扎林（Kazarin）在位于吉尔吉斯斯坦乔蓬阿塔的俄罗斯国家队训练基地见面。2012年奥运会后，尤莉娅在卡扎林的带领下训练。后者向她提供了类固醇药物氧甲氢龙。卡扎林问起她复出训练的情况，推荐她使用小剂量的美替醋酸酯和等药物。尤莉娅提到博图加洛夫从前帮助她使用禁药。卡扎林告诉她，他不再和博图加洛夫合作了，因为“他什么也记不得”。尤莉娅试探说：“原因是他那儿人太多了。我去访问他的时候，他那儿有游泳队的教练和队员、越野滑雪的，各种运动的人……他要应付的人太多了，所以很容易忘事。”卡扎林欣然同意了这种说法：“正是这样，所以我们现在不靠他了。”在这次见面中，卡扎林给了尤莉娅15片药片，告诉她含服在舌头下面，每天一片，连续15天，然后等待40到45天药物会代谢干净。会面结束时，尤莉娅感谢他为自己准备的“糖果”。在尤莉娅隐藏的摄像镜头前，卡扎林露出了笑容。世界反机构检测了这些药片，它们是氧雄龙，一种能产生雄性征的类固醇内酯。
2014年11月20日，尤莉娅到访了博图加洛夫位于俄罗斯田径联合会的办公室。在这段秘密录音中，两人讨论了类固醇药物服用多久后不会被发现，以及怎么样去使用在睾丸酮类固醇的同时避免在生物护照上出现纰漏。梅尔尼科夫后来也进入办公室加入谈话。他们开始讨论尤莉娅如何重新再回到赛场。梅尔尼科夫告诉尤莉娅：“不是所有药物都会影响睾丸酮水平……我们会选择那些不影响睾丸酮水平的药物。我们会进行一些秘密测试。我们去年已经这么做了……坚持住，我说，我们正在掌控它，一切进行顺利……我们会确保不再犯同样的错误。但是对于血检，我们仍旧是做的不够。现在我们没办法控制网织红细胞，他们还会抽你的血……所以没办法。”
尤莉娅·斯捷潘诺娃能够在多年的服药生涯中不被发现，当然不能全然归功于教练和博图加洛夫的“悉心指导”。事实上，她就没有接受过所谓的“突袭药检”。教练们通常都能提前告知她药检时间。即使她真的无法通过药检，她也还有金蝉脱壳的办法。
在2010年7月12日到13日举行的俄罗斯国家田径锦标赛上，尤莉娅被告知，她的尿液促红蛋白生成素呈阳性。莫科涅夫告诉她，只要向莫斯科实验室交上30000卢布（当时相当于1000美金），这个结果就不会被呈报给俄罗斯反机构。斯捷潘诺娃将这笔钱付给了罗德钦科的一个朋友。她告诉独立调查委员会，就在她付款的当天，罗德钦科致电莫科涅夫，让他转告尤莉娅，不用再为自己的检测结果担心了。
尤莉娅说，在2011年和2012年的俄罗斯室内田径锦标赛中，她都服用了禁药。而教练梅尔尼科夫与博图加洛夫完全知晓这一情况。在她比赛完毕后，博图加洛夫向她询问了尿样瓶的编号。这样，他能够联系实验室，确保她的尿样不可能会出现阳性报告。2011年2月17日，斯捷潘诺娃将她的编码发给博图加洛夫：2573960。第二年，号码是2673502。她向独立调查委员会出示了当时的控制表格的复印件，上面印有当时的编码。
尤莉娅记得，过去在葡萄牙训练的时候，运动员们会集体使用假名来确保国外的反机构无法追踪到他们。而只要药检在莫斯科实验室做，一切都有回旋的余地。这解释了检察官在俄罗斯的经历。去年，一名在俄罗斯工作的检察官告诉独立调查委员会，在萨兰斯克（Saransk）的一次检查中，他遭遇了一名等在他酒店房间外，要求陪同他和尿样上火车的警察。警察知道他的一切行踪，并希望确保样品被送往莫斯科实验室。午夜，这位官员故意打开房间的灯和电视机，过窗子离开酒店，赶去乘坐另一班火车。但是，在莫斯科火车站，他再次遭遇了警察。陪同他们的还有一位教练。这位教练在过去几年里有超过20名运动员尿检阳性。“就在我面前，他毫不犹豫地给莫斯科实验室打了电话，并告诉他们尿样瓶的编号，”检察官回忆：“他确认，警察会紧密我的行踪，并说实验室知道该如何做。”
今年2月3日，俄罗斯反机构(RUSADA)主席西涅夫（Vyacheslav Sinev）死亡。该机构并没有公布他的死因。11天后，俄罗斯反中心前执行主任卡马耶夫（Nikita Kamayev）突然死亡。卡马耶夫从1980年起就是苏联运动医学所担任助理研究员，非常了解反领域违禁药物成分研究工作。一名该机构前官员称，卡马耶夫在进行完一次越野滑雪之后突感心脏不适。
这两起死亡事件，特别卡马耶夫的死引起了巨大的猜测和争议。去年11月21日，卡马耶夫曾给英国《太阳报》编辑部去信，宣布要公布一些此前未曾对外透露过的俄体育界反方面的历史。西方和俄罗斯基于此事实进行了完全不同的解读。西方媒体认为，卡马耶夫正因为此打算遭遇了政治暗杀。而俄罗斯体育网发文称，卡马耶夫发现了自己被要求按照西方的命题来写作后，明确反对这么做。俄罗斯反中心前主任哈布里耶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强调，卡马耶夫可能因为拒绝为西方“作证”而遭遇“意外”。罗德钦科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走的。他给出的解释是：安全担忧。
罗德钦科承认，自己不仅帮助运动员掩盖服药痕迹， 还直接指导他们服用禁药。他说，经过多年的试错研究，他发明了一种含有美替（metenolone）、群勃龙（trenbolone）和氧甲氢龙（oxandrolone）三种类固醇的“鸡尾酒”：为了加速这些类固醇药物的吸收，缩短它们能被检验到的时长区间，他将药物掺在酒里——男运动员使用芝华士威士忌，女运动员用马提尼味美思，每毫升酒精确混合1毫克类固醇药物。他曾经指导运动员，饮用“鸡尾酒”时要先将酒包在舌头下，在嘴里含一会儿，好促进药物的吸收。“所有运动员都像小孩子，你给他们什么他们都会吃下去。”罗德钦科称在伦敦奥运会备战期间和索契奥运会进行期间，许多俄罗斯运动员都在服用这种鸡尾酒。但罗德钦科拒绝由他个人来承担罪责。他坚称，所有药物的分发都是在俄罗斯体育部门的授意下进行的。
罗德钦科事件最令人唏嘘之处是，他并不是一个忽然出现的“可疑人物”。早在2005年，俄罗斯就有新闻新闻媒体报道说罗德钦科使用类固醇药物。当时，他在采访中承认自己大量使用违禁药品：“我曾经亲身使用和测试过清单上的几乎所有药物，并在接着来进行相关实验。每次服用完药物，我就去跑大约10公里，然后给出检验验本。这是我工作的必须。”
2011年，罗德钦科一度因为向运动员提供禁药被关押审讯。一旦罪名成立，他将遭遇4到8年的监禁。但令人匪夷所思的是，2012年12月，他的姐姐玛利亚·罗德钦科因同样的罪名被关押，而罗德钦科本人却官复原职。就在在索契奥运会前几个月，世界反机构已经发现了莫斯科实验室的检测结果有可疑差异，实验室的运作也受到了外部干扰。但考虑到索契冬奥会开幕在即，该机构并没有采取行动。 索契奥运会后，罗德钦科不仅得到了普京的表彰，还得到了国际奥委会和世界反机构的表彰。世界反机构甚至在一份报告中将索契称作：“奥运会反项目演变中的里程碑”。
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体育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皮特·唐纳利（Peter Donnelly）看来，俄罗斯发生的一切证明，传统的反治理结构已经无以为继了。“无论是由政府支持的反努力，还是由国际组织支持的反努力其实都不是真正独立的。当利益冲突存在的时候，无论是组织还是政府，都有理由掩盖运动员服药的事实。反机制从来都不可靠。”
罗德钦科在写给国际奥委会和世界反机构的公开信里点名了他所陈述的事件的最可怕之处：“事实是，在俄罗斯所实施的那些诡计，能够在任何奥运会举办城市实施。更进一步的，我们的发现将无可争辩的证明，由世界反机构主导的反机制在保护奥林匹克运动尊严的努力是不成功的。简而言之，它失败了。这一不幸的现实将使所有奥运会的比赛结果——反项目实施之前的，以及未来的奥运会——都遭到质疑，包括里约。”
5月18日，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公开表示，假如发现罗德钦科的所有指控真实存在，国际奥委会对俄罗斯将采取包括奥林匹克活动的所有禁令。就在巴赫表态的前一天，国际奥委会突然发出一则通报，宣布瑞士洛桑的国际奥委会实验室运用最新的科学技术手段，对北京奥运会和伦敦奥运会的药样进行复检，检查的重点是将是北京奥运会和伦敦奥运会的奖牌得主。
哈约·赛佩尔特告诉我，斯捷潘诺夫夫妇和他们的幼子正居住在美国俄亥俄州。过去两年多时间里，他们隐匿了自己的姓名，不断地搬家，“处于社会的下层，收入微薄”。1997年，作为独立调查记者的哈约·赛佩尔特将自己的眼光锁定在问题上。在他的眼中，俄罗斯发生的一切绝不是特例，“只是人们都装作什么都没发生”。今天比过去更糟糕了吗？“1997年的情况可能和现在一样严重，或许，现在的情况比从前来说更不可思议的是那么一点好转，”他说：“区别是，在1997年时，人们对问题或者避而不谈或一无所知，而如今，我们有更多的独立调查记者，有互联网来传递信息。现在，它浮出水面了。问题是，我们究竟会因此一鼓作气进行改革，还是像过去一样，等故事过去，一切归于平静。”返回搜狐，查看更加多